我曾有幸见到大师两面。第一次是在1985年，这年的金秋十月，可染先生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家乡，来参加旧居的开馆仪式，随行而来的还有著名国画大师黄胄先生和唐云先生等。那一年，我刚刚出任徐州博物馆的馆长，因此有机会接待先生。10月2日的上午，文化局领导通知我，李可染先生要去博物馆参观，请做好接待工作。当日10时，可染大师在市领导的陪同下，款款走进博物馆。那时的博物馆非常小，是利用乾隆行宫建立的，只有几间展室，他先是参观了文物陈列室，后又参观了汉画像石专题陈列。当他看到如此精美的汉画像石时，步子放慢了，他仔细品评着每一块石头，并向身边的同志解释画面内容。他说，徐州的汉文化非常丰富，也十分珍贵，应当建立一座专门性的汉画像石馆，来收藏、研究、展示这一文化瑰宝。随后，先生又到碑园看了岳飞的《出师表》和苏东坡的《赤壁赋》石刻，还连连称赞碑园设计得好，建得也很好。临走时，先生还盛情地对我说，有机会到北京一定去家里做客。望着大师远去的身影，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一代文化巨人，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深深地被感动着。

　　第二次见到大师是在1989年的春天，那是去北京请先生为徐州汉画像石馆和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题写馆牌的。20世纪80年代是我市文物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先后建立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和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两馆的建立，为古城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两座博物馆都缺少名人题写的馆牌，这时我已调到文化局机关工作，于是向领导建议是否请可染先生题写。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同意。随后，我与可染先生的侄儿李秀石前往北京大师的家。先生见到家乡来人，非常高兴和亲切，嘘寒问暖，当我提到题写馆牌的事时，先生欣然接受。他说：“凡是家乡的事我都乐意去做，馆牌要认真写，容我慢慢来，你们明天再来取。”当走出家门时，秀石突然想起，明天是先生的生日，我说：“何不早说，我们空着手来多不好。”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第二天一早，我们提着个大蛋糕来到了先生的家，稍坐后，可染先生的夫人邹老师从书房里出来，指着写好的“徐州汉画像石馆”和“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的字幅对秀石说：“这两幅字你二叔写了好几遍，他挑了最好的送给你们。”我接过墨宝，心里无比激动。这是先生对故乡的一片情，是对家乡人民的一份爱！

　　1989年12月5日，我正在连云港市开会，晚上听到了先生逝世的消息，不禁泪流满面。出于对先生的崇拜，在我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柯罗版的“春雨江南图”。画面上山色空蒙，村舍点点，白墙灰瓦，轻舟一叶，几片盛开的杏花鲜艳夺目。杏花、春雨、江南，梦幻一样的意境。这幅画始终伴随着我，春风化雨般滋润着我的心田，感受到大师神灵的召唤。

　　徐州人杰地灵，在近代出现了三位文化大师：书法家张伯英，音乐家马可，画家李可染。如果说张伯英作为旧时代的文人忠实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那么马可和李可染则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新时代音乐和绘画的崭新篇章，尤其是李可染，他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了民族传统绘画的根本变革与升华，成为中国画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这是徐州的光荣，是城市的荣耀。
（作者：夏凯晨 徐州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